关注鲍毓明案为千万个星星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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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呼吁关注鲍毓明案为千万个星星们呼吁修法李星星向南风窗陈述,2015年12月底,鲍某明在其养女李星星刚满14岁时,对李星星实施第一次性侵。身为律师的鲍某明规避了与不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行为以强奸罪论处的法律规定,并辩称双方存在亲密关系。我国刑法对强奸罪的定义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妇女”,强调犯罪手段的暴力性。在实践中,是否存在暴力和反抗成为重要的认定标准,很多案件往往因为受害者无法证明暴力的存在和有足够的反抗而被不予受理。李星星多次报警无果,”我需要以死明志来证明我被强暴了”,配合警方调查、提交了很多证据的星星说出了这样的话。证明暴力和反抗是困难的,但不难看出的是,相对于未成年的星星们,鲍某们基于年龄、社会地位、照顾身份等形成了巨大的权力优势,这让星星们难以反抗。李星星的遭遇并非个案。很多研究均表明熟人间的性侵害发生的概率更高。2014年,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和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对2009至2014年6年间媒体报道的1065个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熟人性侵案件占69.39%。而熟人作案往往是利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心理平台KnowYourself于2018年发布近3万人参与的性侵犯调查显示,12%的人在小学、初中阶段遭遇首次性侵。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年龄最大相差60岁,年龄相差5岁以上的占65%,这其中又有74%的人年龄相差在10岁以上。那些明显掌握着更多社会资源/地位/阅历的施害者(上级/老板、老师、亲戚长辈等)占到了26%。近几年,媒体曝光了很多校园性侵害的案件,厦门大学吴春明、华北电大戴松元、中央美院姚舜熙 、上财教授钱逢胜等数十位高校教师被指控性侵害。在师生关系中,老师可以对学生的成绩、升学、毕业等有掌控权。许多受害者往往迫于压力难以直接拒绝和反抗,很多权力关系下的性行为看似自愿,实则是性侵害。由此可见,性侵害不只是单纯的暴力性行为,更是未经同意的、侵害受害者性自主的行为。放眼世界,人们对性侵害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已将对权力关系下的性侵害纳入刑法。比如,欧洲委员会《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与性虐待公约》中规定,缔约国应对滥用公认的对儿童信任、权威或有影响的地位而与其发生的性行为予以定罪。台湾的刑法用“妨害性自主”专章对性侵害犯罪进行规定,其中第228条对利用权势性交罪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又对“权力关系”做了一些具体的列举:“对于因亲属、监护、教养、教育、训练、救济、医疗、公务、业务或其他相类关系受自己监督、扶助、照护之人,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交者,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是猥亵行为,则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国《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尚不完善,缺乏对非暴力(或轻微肢体暴力)、精神控制、权力关系下的性侵害的认定。2013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则明确指出:“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这一条对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利用优势地位与未成年发生性关系的情形予以规定,是对刑法的重要补充。但是,该意见强调“特殊职责人员”,没考虑到“无特殊职责但实际上有权势的人”,可能忽略了“利用权势实施性侵行为”的本质。并且,意见未成为正式的法律也让其对性侵受害人的保护有限。希望大家一起关注话题,努力为这个社会做出一点自己的的贡献。